悲      冬

 

     尽管近日的最低气温始终徘徊在0度左右，行走在萧瑟悲凉的寒风里，还是让我感到浑身有种彻骨撕裂的痛。痛到我的肌肤、痛到我的骨髓、痛到我的心脏。

 

     依稀地记得两年前的这个季节，那个难以释怀的梦：远方的舅舅和清媛姐（舅舅的义女），乘坐一架似火箭、似飞机、似越野车的交通工具，来到淄博。还未等与我的家人会面，便欲离开。我伫立在漆黑的街头，等待，等待送别即将远行的舅舅。这时，我的同事赶来，给舅舅准备了两盆盛开的菊花，一盆粉紫色的，一盆黄白色的。舅舅到来时，选择了那一盆黄白的，也没有多说话，就与姐姐坐在没有顶棚的红黑相间的越野车上，挥挥手，火箭似的一溜烟地飞走了。

 

     醒后，心里便有种忐忑和不祥笼罩着，很不是滋味。想把梦境告知父亲，却因为种种顾虑而没有去做。大概过了三四天，父亲来电告诉我：“你舅舅12月5日去世了。”我听后，撕心肺裂，悲痛、揪心不已。冥冥中预感到了那个可怕的征兆，却没能及时地告诉父亲，让舅舅最后聆听一下来自祖国大陆亲人的温音。

 

     记得10来岁的时候，我与病坐在床上的母亲闲聊，问及为什么我没有舅舅。母亲平静地说：“没有就是没有”。不知是哪来的那股倔劲，死缠硬磨地对母亲进行着追问：“人家都有那么多的亲戚，我怎么会没有？我怎么感到我就是有舅舅？”母亲口气有些生硬地说：“没有就是没有”。我仍旧不依不饶：“我就是感到有舅舅。”母亲的眼睛无目的的看着，缓和了语气问我：“在哪？”“在离咱们家很远很远的地方。”看着母亲那疑惑的脸回答。大概我的话语刺痛了心思沉积已久的母亲。母亲一抹平素的深沉、冷静，情绪上出现了些许的微妙变化。望着母亲那白皙、丰润又有些感伤、哀思的面孔，一种复杂的情结聚集心头。一种渴望、一种期盼、一种失落在时空中盘旋。良久，母亲痛楚而又无奈地感叹道：“ 你的确有个舅舅，可惜很小的时候失踪了，现在也不知是死是活。”我追问：“妈妈：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舅舅比你大还是比你小？怎么会失踪了呢？舅舅肯定还活着。”母亲暗含眼泪忧悒地说：“你舅舅小我三岁。但愿还活着”。母亲对于舅舅失踪的事只字不提，明显地在回避着。我继续追问，未果。但听到母亲说我的确有舅舅，霎时，从心底升腾出一种兴奋和激动。第六感官的感知让我这个莽撞的孩童意外地得到了印证。我有舅舅，舅舅还活着的意念，从此安放在了我那嫩小的心迹 。

 

     多年来，一直隐藏在母亲心中的痛，被我这个天真无邪的幼童给搅乱了。或许是思弟、念妹心切，母亲终于忍耐不住，将舅舅在台湾、姨妈在北京的秘密悄悄地告诉了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，并一再叮咛：千万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讲。我记牢了母亲的话，心里一直暗藏着这份期盼和玄秘。

 

     １９７９年，一封来自北京姨妈的挂号信，让母亲心花怒放，彭湃激昂。眼含热泪激奋地告诉我：“你舅舅还活着，你舅舅还活着。”从此，妈妈的表情总是绽放着喜悦和笑颜。那封信从枕头下面拿起放下，放下又拿起，不知有多少遍，多少回，多少次。这比金子还贵重的一封家信，从此便日日陪伴着妈妈，夜夜守护着妈妈，守护着那份热切的企盼，守护那份骨肉的思念。

 

      信，是由舅舅写好，寄到美国儿子那里，由美国的儿子寄给北京的姨妈，再由北京的姨妈寄给山东的母亲。一封家信，就这样飘洋过海，辗转数回，由台湾转到山东，再由山东转到台湾。

 

     在相互的书信中，亲人们互诉衷肠。舅舅九死一生，经历了无数个枪林弹雨，与舅妈在解放前奔往台湾。舅舅曾是哈工大的高材生，凭借他的才智与能力，在台湾拥有了一席之地；北京的姨妈，文革期间因舅舅的问题惨遭迫害，关牛棚、受压榨，遭尽了苦难；老实巴交的父亲，在档案里，愣是主动将台湾的内弟写了进去，结果从共和国诞生的那一年起，父亲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第二年，他才实现多年的入党夙愿。煤炭部欲调父亲进京升迁，政审时却因台湾舅舅的牵连化为泡影,致使父亲在闭塞、贫困的山坳里，一呆就是几十年。姐姐被单位推荐上大学，却因舅舅的问题，政审不合格，成为终身的遗憾。 

 

     舅舅得知大陆的经济情况后，在每次的书信中，便偷偷地寄来少量的美元（规定信中不能夹现金，说是涂上蜡便检测不出），分给姨妈和母亲。后来，北京的姨妈与舅舅在香港有过几次会面，给身体不佳不能前往的母亲购置了一台原装三洋彩色电视机。病榻中的母亲，只能在床上尽享着对弟弟的那份思念和牵挂。

 

    1988年冬，母亲病情每况愈下，说话很是吃力，但却真真切切地对我说：“我想你舅舅，我想你舅舅。”望着病入膏肓的母亲，我忍不住地说：“妈：我写信，让舅舅想办法来看您吧！”母亲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。看得出，此时母亲凝聚着一种复杂的心理，一种怅然的思索。我把母亲的愿望告诉父亲和姐姐。父亲和姐姐都说：“不要写了，你舅舅的地位不允许。如果能来，他早就来了，那样你岂不是难为他吗！”就这样，母亲与舅舅三十多年音讯杳无，四十多年未能谋面，也未曾亲耳聆听过一句亲切的话语。母亲就于1989年的那个悲冷的冬日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母亲临终那久久不肯愈合的双眼，分明挂着期待，期待着与她失散多年，与她血肉相连的同胞弟弟能有最后的相见。可悲可痛的是，母亲怀揣着耗竭的思念，拥着惨烈的悲怆，带着永诀的遗憾，走向了另一个世界。

 

    母亲去世的第二年，舅舅拖着迟来的步履，踏进了阔别四十多年的故乡泥土。舅舅在母亲的坟前，摘下礼帽，放下手杖。斟上茶，晒上酒，点上香，燃上纸，摆满了各种食品和水果，安放好光灿盛开的鲜花，双手合十，默默地祷告着、祷告着。不时，舅舅继而嚎啕挥泪，哀鸣声伴着缕缕青烟，震撼着静静的凄惨山野。

 

     舅舅就近采摘了两簇翠绿挺拔的松树，插到了母亲的坟旁，执意要与萎缩在土丘里的母亲合影。按下镜头的瞬刻，一股裂肺的悲鸣袭上心间。活着的与死去的，挺立的与凝固的，地上的与地下的，海峡的与大陆的，形成了哀戚悲凉的写照。此时，火焰舐着荒坟，把凝聚沉重孤独的疙瘩，从火光中冉冉升起，我仿佛望见了富态、慈祥的妈妈，与舅舅紧紧相依拥抱。

 

    火焰越来越低，我望着地下的灰烬，妈妈的身影也最终变成了另一种火焰扎在土堆里。嗅着坟土的潮气和坟草的苦艾，舅舅心灵溢满了悲恸的洪水，久久不愿离去。凝视哥哥手中的相机，我猛然想起，家里竟然未敢存放一张舅舅过去的照片。据父亲讲，文革时期已将爷爷、奶奶、姥爷、姥姥等等亲人的老照片全部销毁。时代造就了家庭的悲剧，历史留下了亲情的缺憾。致使我永久也瞧不到了母亲与舅舅的一张合影照片。  

 

    又是个寒冷的冬日，又是个悲鸣的冬天。2005年的12月，我只见过三次面、极力反对台独、整整80岁的舅舅，在母亲、姨妈相继去世，在我的夜梦之后，在没能有大陆亲人的一声问候中，也永远地离开了人间。

 

    攥着舅舅曾寄给我的新年贺卡，让我想得很多和很远。都说“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”，可是，欢与合还没有给我们带来诸多的记忆和欣喜，悲和离已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。人生啊我该怎么去说！舅舅的字洒脱，贺辞跳动着感人文采。隽永的字迹和祝盼，成为我永久的纪念。在悲凉的冬天，我遥望深邃的天空，祝福母亲、舅舅的神灵平平安安。